会议室的冷气开得很足，我坐在一张宽大的桌子对面，不知该将手脚放在哪里。身上这件陈旧的中山装是我在柜子里翻了好久才找出来的，领口磨得起了毛边，袖口处也有一道明显的补痕。对面的女总裁没有看我的简历，目光却始终集中在我的手腕上，那种注视让人不自在。我下意识地缩了缩手腕。就在这时，她突然开口，语气平淡：“你这块表，是在哪买的？”我愣了一下，回答说是父亲留下的。她没有继续追问，面试便草草结束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心里不明白一块旧表为何能引起她的注意，直到后来才明白，这块表让一个老人整整寻找了五十年。

楼下的早餐摊依旧热闹，油条的香气飘散在空气中。我坐在床边，目光无意间落在柜子顶的一个旧皮箱上。那是父亲留给我的，虽然外面裂了缝，锁扣生锈，但我从未想过将它丢弃。今天是面试的日子。我在一家化工厂工作了二十六年，从学徒成长为老师傅，操作过各种机床，解决过无数故障，一直想着能干到退休。然而，去年年底，工厂突然倒闭，清算、赔偿和遣散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完成了。五百多人各自回家，我这个五十岁的人，在人才市场上转悠几圈后，对方连多说几句的兴致都没有，只递给我一张登记表让我回去等消息。等了三个月，存款几乎用光，我渐渐感到焦虑。就在这时，儿子魏泽洋对我说：“爸，你的技能在董氏集团肯定会有用。我同学的父亲在那儿做后勤，维修工一直缺。”我没回应。董氏集团在这座城市名列前茅，我作为一个下岗工人，去那儿真的能行吗？但我还是架不住心中的那份期待，打开柜子，翻出了那件中山装。那是一位远房亲戚留下的，厚重的料子，平时根本不忍心穿，只有过年才戴上一次。经历了无数次洗涤，领口虽已磨损，却依然干净整洁。我穿上后，对着那面泛黄的镜子越看越觉得别扭。寻找到了条西装裤，虽然膝盖处稍有磨损，但仔细看来却不明显。正当我沉浸于烦恼时，魏泽洋探出头来，手中握着一个绒布小盒子。“爸，把这个戴上。”他将盒子递给我。我打开一看，竟是一块老式机械表，表盘略显泛黄，表带更是磨损明显。这是父亲留下的。魏泽洋说道：“我的手表坏了，你戴这个比较稳。”他将表给我扣在手腕上。望着表壳上那道明显的划痕，我心中不免一沉。想起父亲去世已经十年，那块表他戴了一生。小时候，我曾询问过那道划痕的由来，父亲只是一边抽烟一边回答：“不记得了。”也不知他是真忘了，还是不愿说。

“走吧爸，我送你下楼。”魏泽洋拍了拍我的肩膀。董氏集团总部在城东，三十多层的高楼，玻璃幕墙熠熠生辉。我在公交车上下来，站在大门口仰头凝望，心中有些紧张。前台的小姑娘礼貌地问了我的名字，打了个电话，带我去十四楼的会议室等候。电梯门一开，冷气扑面而来。会议室内显得空旷，长桌可容纳十几个人，茶盘上放着瓶装水和白瓷杯。我在角落落座，空调的冷度让我胳膊上起了鸡皮疙瘩。等了一会儿，门推开了。走进来的是一位中年女性，穿着深灰色的套裙，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，面带礼貌的微笑，但眼神却透着干练。此时我意识到，她至少是位高层管理者。“魏师傅吧？我是董玉霞。”她在对面坐下。“您好。”我站起来又坐下，手放得犹豫不决，最后还是放在了膝盖上。董玉霞翻看着面前那叠资料，应该是我的简历，瞥了几眼后又合上。她抬眼看向我，然后目光缓慢移去，最终停留在我的手腕上。她明显愣了一下，不是出于礼貌，而是一瞬间愣住了。她盯着我的表，目光完全不动，脸上的神情逐渐变得复杂。我感觉不安，想把手腕藏到桌下，却听她冷静地问：“你这块表，是在哪买的？”音量不高不低，带着些微的压抑。“父亲留下的。”我回答。她沉默了几秒钟：“他现在……”我接话道：“走了十年了。”她没有进一步询问，只是侧头再瞥了一眼我的手腕，然后低头继续翻阅简历。接下来的问话显得十分公式化：我干过什么、会修哪些设备、住在哪里、能不能接受倒班等。我如实回答，她认真记录，但之前的气氛，像一根刺一样在心中扎着，始终未散。面试不出二十分钟便结束了。她站起来与我握手，语气客气得仿佛水般温和：“我们会通知你。”走出大楼，阳光刺眼，我站在楼前，回望那扇玻璃旋转门，心中疑惑不断：那块表，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？

回家的公交车上人不多，我找了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。阳光透过车窗洒在手腕上，我低头看着那块表。泛黄的表盘虽不再亮丽，但指针依然稳健地走动。表带是真皮的，磨损严重，边缘已发白。而那道划痕则清晰留在表面，显示出岁月的痕迹。伸手触摸那道划痕，手指尖能感觉到轻微的凹凸感。父亲走了十年，留给我的仅这块表。回想起临终前，他把表从手腕上摘下，硬塞给我，手指冰冷如井水：“戴着，能保平安。”